对比新闻: 中国水坝的防洪功能如何?
中国河南郑州水灾再度将中国水坝的防洪功能问题推向前台,常言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同样水坝能够防洪,也能够加剧洪灾的强度。人们一般以为水坝必然具有防洪功能,然而,专家认为水坝是否能防洪关键还在于管理者的优先选项。
郑州特大水灾爆发之后,搜狐网随即发表文章,称赞中国水库大坝的防洪功能。
文章指出:“四年前,水利部原副部长、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理事长矫勇表示,中国已有水库大坝近10万座,是世界上拥有水库大坝最多的国家;中国也是世界上拥有200米级以上高坝最多的国家,目前世界建成的200米级以上高坝77座,我国有22座,占26%,在建的200米级以上高坝19座,我国就有12座,占63%。“
“遍布全国的水库大坝,已成为中国防洪、供水、能源的关键保障。显而易见,“基建狂魔”的最大特色,就是利国利民!”
而事实上,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理事长矫勇在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也强调 “中国的大坝“95%以上为土石坝,95%以上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建设的老坝。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上拥有200米级以上高坝最多的国家,目前世界建成的200米级以上高坝77座,我国有20座,占26%;在建的200米级以上高坝19座,我国就有12座,占63%。虽然近10年来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但水库大坝数量多,土石坝多,出险的几率就高,对安全风险绝对不可掉以轻心。”
事实上,多名专家都认为河南郑州7月20日爆发的巨大水灾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上游的常庄水库的泄洪。常庄水库就是上述陈旧高风险水库之一,因连续大雨出现管涌而不得不在7月20日泄洪,而且水库在无预警的前提下泄洪,这才酿成了一场举世震惊的惨剧。
除了水库基础设施陈旧难以抵御洪灾之外,最近十多年来推行的水库管理责任制也使发电,供水,养鱼,旅游等经济效益成为优先考虑的对象,而水坝的防洪功能却往往退居二线。
旅居德国的水电专家王维洛2017年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就明确指出:“水库管理的目的必须明确,究竟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还是以抗旱防汛,保障安全为主,这两者之间必须做出选择。”
他举例说:“长沙的黄材水库就依靠买水来解决职工的工资奖金等费用,今年六月份下雨之后,水库管理局就决定要蓄水,因为黄材水库位于一条很小的河流上面,全年的水流量都很小,一年的流量至多1.8亿立方米,如果以一立方米一块钱的价格来计算,仅仅够水库六百个职工的工作发放,所以他们的经济压力十分大。这就是为什么暴雨一开始时水库管理局决定蓄水,一直蓄到7月1号,水库已经蓄水166米的高度,这时,根据中国水库管理体制的规定,抗旱防汛指挥部认为水库蓄水已经进入紧急状况,指挥部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措施,因为他们担心水库的大坝会溃坝。因为黄材水库本身就是一个危险水库,已经经过两次大的整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水库管理有缺失,因为水库管理局与抗旱防汛总指挥部的目的完全不同,在抗洪关键的时刻这一权利的转换造成巨大的灾难,因为之前的人为的蓄水过程造成洪灾的程度进一步加强,而且,黄材水库下游还有六十多个小水库,这几十个水库同时泄洪才是造成巨大洪灾的主要原因。“
他认为中国的水库与法国的核电站都是定时炸弹,必须尽早拆除,才能够避免遭受难以挽回的损失。
他呼吁中国国内的水利专家们改变对洪水的认知,“不应该一味地去抵抗洪水。而是应该保护河流的自然生态,保护河床,河墁,让洪水自然地疏通,而不应该去堵。四十年前,重庆的洪峰之所以没有造成严重的洪灾就是由于河流的自然蓄洪能力强。另外,他认为不应该压缩河床在湿地上建房,今天千湖之省的湖北仅仅只剩下两百多个湖,水流的空间越来越狭窄,那么,洪水来的时候自然会到处外泄。修建水坝其实是一个已经过时了的计策,这是西方在认知上的转变。当初中国是从俄罗斯引进的概念,今天看来大坝的利弊应该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中国的水利部门的学者以及管理部门都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反思,而这是中国目前最需要做的。”
事实上,中国国内也曾经有专家与媒体人对水坝的防洪功能提出质疑,当然,在中国国内能够质疑的至多也就是三峡的防洪功能究竟是预防“万年不遇”还是“百年不遇”。胆敢提出上述质疑的专家今天已是凤毛麟角,更不用说质疑三峡大坝修建是否合理了!
新京报记者廖保平在2016年发表:“ 不能包管一切的三峡大坝能防多大洪水”,文章引述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周建军何长江防总办公室副主任陈敏指出三峡工程现有的防洪库容,相对于巨大的超额洪量仍显不足,“长江防洪并不是高枕无忧”,对三峡大坝可以抵御万年一遇的特大洪灾的说法。
当然,新京报的上述文章随即遭到中国水力工程发电学会的反驳:《莫用三峡大坝防洪能力的报道抹黑三峡》
文章强调 “我们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却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不可能因为任何新闻炒作而改变。”





